我们时常从新闻媒体中看到武汉增加多少床位,派去多少医护人员,但主流媒体虽然公开每天增加多少确诊病人、疑似病人、死亡人员,但很少去想象床位、医护人员不断缺乏,医护人员感染了成为被医疗者。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武汉市病毒蔓延,很多人包括医护人员感染,却打击在网络上吐露病毒疫情的医护人员,那些警方该不该登门道歉?有些人说他们“照章办事”,那么那章也是恶章(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出现那样横行执法?)。那些官员为什么允许武汉还举行“万人宴”,还发出20万张免费武汉游券(不久废除),是继续为着经济而隐瞒疫情,判断不出蔓延后各方面的灾难?
1月10日,某位专家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疫情“可防可控”,最后自己也被感染了,还是“可防可控”吗?他“可控”是可以得到很好医疗条件医好,湖北尤其是武汉大批感染者无法得到良好医疗救护而死;后来全国病毒流行很多就是来自武汉人员传播开来的;全国甚至国外大批感染死亡!早期还有介绍不存在“人传人”、死亡病例是年龄偏大、有既往病史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奉劝各级政府急需“防控”了。发展到现在工厂停产、学生不能上学、交通停滞、封门闭户……事情发展可以让那些技术、判断力、道德有问题误导民众和官方的所谓“专家”该下岗、失业了。那些专家称号当初是怎么拿到的?
如果说武汉、湖北政府上报疫情,必须等待中央指示,那么中国古代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先斩后奏”惯例。如果两级政府、党组织合作,最大限度遏制、控制疫情,不会有后来那样灾难;无能为力情况下再请求中央支持,中央会将他们免职?这是制度优势还是劣势?
中国党政并存,机构多、官员多,官员选择上“择劣汰优”,权责不清,相互推诿,没有公共问题良好决策的动力和压力。中共反对平等竞选,官员被任命后视察、开会、讲话是他们主要、公开活动,建立自身权力系统,难以集中、迅速、全面、合理的解决公共问题。那么长时间、病毒不断扩散,却拿不出良好的决策,坏的决策不断出现。制度优势在哪里?换了一个省委书记,一天确诊病例就增加1万5千,那么病毒感染死去的人公开数字人们也难以相信了。
如果疫情中期全国对来自湖北尤其是武汉的人实行14天医疗隔离,全国疫情就不会蔓延;全国可以集中资源援助湖北抗疫。
也有人预测,中国每天经济损失近3000亿,那些生产口罩、治疗病毒的经济增长虽然也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但不是正常经济增长,很多原来用于出口的医药产品被迫国内消费了。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心态:美国损失小,中国损失大,美国就赢了。其他国家心态呢?其它事情呢?
是否该思考:我们本可以提前将病毒消除在大规模蔓延前;现在国家大规模投入资源控制、消除疫情;大批人死了,生活、生产受限;多少正在奋发有为、正是青春年华、正在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死去;疫情还蔓延到国外,很多国家人生活、经济受害……。当我们还在运用“打赢”、“战胜” 疫情,不知赢了什么、胜在哪里?还强词夺理制度优势?是救灾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了。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在这方面显示功劳、争功是以不应有的、相当多的人生命和痛苦为代价。
中国应该在疫情结束好好写份报告(或政府和民间各写一份),总结这次疫情及其救灾中经验教训,提高官方和民众抗疫知识、能力。
附:
最新研究:
新冠病毒发源地并非华南海鲜市场 可能11月就已人传人
2020年02月22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重磅论文:
1月11-20日感染者数量暴增
2020年02月18日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