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现在演变为国际化、复杂化，主要是da赖集团维护其残暴的政教合一政权，分裂国家言行造成。另一方面，中共是否也应思考，中共当初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追求消灭私有制现实公有制，消灭阶级尤其是实行阶级斗争，如果西藏那些农奴主不走，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是否可以进一步设想：如果1949年后也有一条曲折通道可以让遭受中共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左”倾迫害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中共党员、地主及资本家……，他（她）们也逃出去？

如果1949年后，中国实行所有制平等、（在实行耕者有其田、赎买政策后）国民政治权利平等，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政策调节社会收入，对于da赖集团历史暴政从宽处理，达lai集团是否还会出逃？

历史无法重新开始，但可以美好未来来弥补。

作为达lai集团应放弃大藏区计划，放弃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政权计划，如果愿意回国定居，首先是作为中国公民回国。中共在西藏不以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为目标。西藏地方政府实行裁减与重构，官员精简。官员选择标准是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发展，知识、能力与道德；官员选择实行民意占40%左右，60%左右由全国人大（或上一级人大）或专门机构和人员决定（决定者应承担责任）。西藏军队、警察系统由中央统一管理。逐步将这些措施加以立法并逐步加以完善。

如果在西藏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发展教育、科技，提高人民追求民主与科学，宗教空间将被大大压缩，这也是国际共同趋势。

如果大力压缩政治权力机构和人员，很多人也就对政治权力不感兴趣，或可减少一些社会矛盾（有人调查：西藏地区60%以上的父母希望自己孩子当官，这都中共政治制度和文化误导的产物。）；同时还可以将很多权力竞争矛盾由地方与中央矛盾、民族之间矛盾转化为西藏地区那些对政治权力充满兴趣的人之间矛盾，适度的竞争对社会没有多少消极作用，还可产生一些积极作用。

如果中央政府与达lai集团围绕这些内容商谈，还需要向达lai集团提出“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

如果中央政府坚持要求达lai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看到当今世界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更加紧密，地方更依赖于中央，地方之间横向联系与发展更加紧密与迅速，即使自治也是有限自治，还在提倡、坚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落后、对世界变化闭目塞听？

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尤其是中共是否清清醒：自1927年后，国共之间、贫富之间、民族之间制造了多少本可以避免的冲突、人道灾难？今日国人该不该为昔日灾难而后悔，后人是否也将为今日而后悔，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重复不应有的后悔？如果西藏问题长期、合理解决却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为国家统一（包括台湾统一）、和谐发展留下永远伤痛，谁该负责，谁负责得了？

即使选择第三条道路，达lai集团很多人包括da赖本人也就未必回西藏或回国定居，国际上那些企图遏制中国的政客也不会就此停止他们利用西藏问题挑衅中国的言行。但第三条道路却是向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点。